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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这离不开周恩来在关键时刻发挥的关键作用。周恩来在上海时，对毛泽东领导红四军的情况有全面的了解；到中央苏区后，对毛泽东又有了更亲近的认识；长征中，在重大行动决策面前，毛泽东在他心中的位置更加凸显。可以说，遵义会议上的鼎力支持是水到渠成的结果，是周恩来对毛泽东较长时间的深度观察与深入思考而作出的抉择。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它是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而周恩来以自己“三人团”成员、红军总政委、政治局常委的特殊身份，在关键时刻发挥了关键作用。在会议发言中，周恩来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全力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今后的行动。他的倡议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毛泽东在后来谈到遵义会议情况时，特别强调“恩来起了重要作用”。在遵义会议上，面对党内激烈的纷争，面对扑朔迷离的局势，周恩来挺身而出，对毛泽东表示鼎力支持，当然没有预先的约定，不是出于一时冲动，也并非有什么“先见之明”，认识上一致、思想上共鸣是不可忽视的因素，而更重要的是基于较长时间在中央、在苏区、在长征中，对毛泽东由欣赏、到尊重、到倚重的集中反映。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遵义老城
上海中央：关注与欣赏
1927年11月上旬，周恩来从香港辗转来到上海，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紧急会议，在会上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此后不久就担负起处理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成为党的领导核心成员之一。在此期间，在指导党的建设、根据地建设和红军发展中，周恩来对毛泽东所领导队伍的实际状况给予密切关注，对朱毛红军在斗争实践中所积累的成功经验给予高度评价，并积极予以宣传推介。
对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领的队伍动向，周恩来了然于胸，并积极敦促朱毛会师。1927年12月，他参与中共中央致朱德信的起草，提出第二十五师今后行动方针是“根据我们所知道的在桂东的茶陵、酃县以至江西莲花均有毛泽东同志所率领的农军驻扎”“他们如果驻在这些地方，你们应确实联络，共同计划统一发动群众以这些武力造成割据的暴动局面”。
周恩来还利用多种渠道和方式收集、介绍朱毛红军的成功经验。1929年2月，周恩来起草中央致毛泽东、朱德并转湘赣边特委的指示信，要求朱、毛来中央，“将一年来万余武装群众斗争的宝贵经验，贡献到全国以至整个的革命”。3月，代表中共中央致信贺龙及湘鄂西前委，向他们介绍朱毛红军中党支部建在连上的经验，以备他们将来在部队建党时参考。6月再次去信，介绍朱毛红军总结的包括“十六字诀”在内的游击战争指导原则，指出“这些经验很可以作你们的参考”。11月，在听取福建省委书记黄钊的汇报后，致信福建省委，强调尤应注意朱毛许多战争的经验与他们的行动规范。
1929年12月，著名的古田会议召开，会议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周恩来认真研读了《决议案》，认为它“系统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如何建设成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问题”，可被视为“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因此，他除去建议向各地红军推广红四军的建军经验之外，还向中央建议，把“古田会议决议案”呈送共产国际。1930年1月，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军委主办的机关刊物《军事通讯》创刊。创刊号全文刊登陈毅写的《关于红四军历史及其情况的报告》，编者按要求各地红军、各地方党组织学习红四军的经验。
周恩来对毛泽东在红四军举足轻重的影响有足够的认识。1929年春秋之际，红四军内部发生了严重争论。周恩来在听取情况汇报后，委托陈毅代中央起草“九月来信”，嘱咐陈毅回到红四军后，要请毛泽东复职，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决议，维护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1930年2月，他在给广东省委的指示信中说：毛泽东的复职，四军的中心的政治领导已确立，稍可使中央放心；四军是所有红军的主干，中央必将以最大力量注意。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酝酿补选中央领导成员时，周恩来从红军、根据地的特殊地位出发，提名远在赣南、闽西的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中央苏区：尊重与善待
1931年12月上旬，周恩来告别长达四年的白区地下斗争的生活，离开上海，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12月底到达首府瑞金，会见了毛泽东、朱德等人，并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开始了与毛泽东并肩作战、协作共事的非凡历程，留下了影响中国命运的深刻印记。
在这段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周恩来与毛泽东有了近距离的接触，有了深入的了解。他们彼此患难与共，在抵抗国民党的“围剿”中共同分享胜利的喜悦，在排除“左”倾干扰中共同承受挫折的痛苦，为建立长期互信、牢不可破的深厚友情奠定了坚实基础。周恩来作为当时中央苏区党的核心领导，对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上尊重有加，在关键职位安排上力挺让贤，在遭受排挤打压时同情、维护、牵挂，体现了鲜明的立场和博大的胸怀。
1931年底，周恩来离开上海前，曾为中共临时中央起草了一封致苏区中央局的电报，认为敌军“对赣江上游防守较松”，建议“红军主力似宜乘此改向西进，首取赣州，迫吉安，与赣西南打成一片，巩固赣南根据地”。到苏区后，周恩来与毛泽东交换了意见，毛认为“赣州筑有坚固的城池，而且四面环水，易守难攻。我们现在不具备攻打赣州的条件”。周恩来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致电临时中央，告知红军进攻中心城市有困难。临时中央复电坚持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为此，周恩来专门召集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临时中央的复电。讨论中，毛泽东仍不同意打赣州。而周恩来和绝大多数领导人都力主攻打赣州。最后的结果是城未攻下，伤亡很大。赣州失利，无疑会在周恩来心中留下阴影，但与此同时毛泽东在他心中的分量也会明显加重。
1932年2月赣州失利后，毛泽东以中央政府主席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身份，率领红一、五军团作为东路军，向闽西发展。3月30日，毛泽东从长汀致电周恩来，主张东路军“必须直下漳（州）、泉（州），方能调动敌人求得战争，展开时局”。4月1日，周恩来从瑞金赶到长汀，听取毛泽东关于漳州战役的详细计划介绍。二人沟通协商后，很快达成一致意见。毛泽东说：“我这就赶到上杭、旧县去，布置谭震林、张鼎丞他们配合一军团攻打龙岩、漳州。”周恩来随即表示：“好！我留在这里负责调动兵力，筹集给养，保障前线需要。”漳州战役由于周、毛珠联璧合的配合，取得了辉煌战绩，红军的声威大震。
1932年7月，周恩来以中共苏区中央局代表身份赶赴前方。2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提议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他和朱德等人致电苏区中央：“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在中央局仍坚持原有意见的情况下，周恩来再次致信陈述：这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无事可做”，坚持由毛泽东任总政委，强调“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恳请中央局再三考虑前方意见。由于周恩来的坚持与力挺，8月8日，中央政府命令，特任毛泽东同志为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1932年8月，以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为一方，以在前线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为一方，在作战方针上形成了严重对立的看法，并且矛盾日趋激化。在这样的特殊背景下，1932年10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宁都召开。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许多人把矛头突出指向毛泽东，提出要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负中央政府的责任，而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周恩来努力抗争，不同意把毛泽东召回后方的意见。他说：“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因此，他提出了两种让毛泽东留在前方的方案供选择，但不为多数人接受。毛泽东因得不到中央局的全权信任，自觉大势已去，不得已表示自己身体不好，向中央局请病假，到后方休养。会后，因为周恩来明显偏袒毛泽东的态度，使得苏区中央局的一些人对他心怀不满，致电临时中央，指责他在会上“不给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辩护”“在斗争上是调和的，是模糊了已经展开了的斗争战线”。宁都会议使毛泽东受到极大伤害，一时间成了孤立的少数，陷入人生的低谷。非常时期，周恩来对毛泽东仍一如既往地尊重，在赴前线指挥作战前，专程到毛泽东驻地看望道别，并和朱德一起把毛泽东送出宁都城外。分别时，周恩来说：“你多保重身体！我们还会在一起带兵打仗的。”
身在前线的周恩来一直惦记着在后方遭遇不公的毛泽东。在发布红一方面军建宁、黎川、泰宁战役计划上特别注明：“如有便，请送给毛主席一阅。”此后，他所起草的作战文电在报送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同时，也报送临时中央政府，让毛泽东及时了解前线作战情况，对整体局势心中有数，同时也为其消解冷落之苦。1933年4月下旬，周恩来接待代表中共临时中央来前线慰问红军的博古，对毛泽东的处境表示关切，询问毛泽东是否已回瑞金，得知已回政府工作才放下心来。1934年1月，周恩来在瑞金出席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会前，就洛甫代替毛泽东任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人事调整方案，对博古提出异议，指出“似无此必要”，博古以“因毛泽东不管日常工作”为由，未予理睬。可以看出，在中央苏区，为了维护毛泽东的地位和形象，周恩来多次挺身而出，奋力抗争。尽管时常因多重因素的干扰，未能如愿以偿，但周恩来对毛泽东的首肯与倚重显而易见。
长征前后：倚重与眷顾
1933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不得不走上长征的道路。出发时，周恩来作为战略转移“三人团”成员之一，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执行。研究留人名单时，军事方面的干部征求了他的意见，其他方面只告诉他一个数字。但周恩来从保存革命干部的大局出发，根据工作需要和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尽自己的职权和能力做了这项工作。在毛泽东去留的问题上中央有争论，周恩来说：“毛泽东同志既是中华苏维埃主席，又是中央红军的主要创建人，应该随军出发。”为此，周恩来还与毛泽东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个别交谈，所谈详情不得而知，但毛泽东得以随队长征，从而改变了中国革命历史的走向，这是不争的事实。
长征途中，周恩来对毛泽东十分关心。在湘江战役中，周恩来一直坚持在湘江东岸的渡口，指挥部队抢渡。在这危急关头，他牵挂毛泽东的生死安危，十分关切地询问毛泽东有没有渡过湘江。当他看到毛泽东走来时，立刻迎上去，催促其迅速渡江。毛泽东说：咱们一起渡江。周恩来说：你先过，我还要在后面交代任务。他为毛泽东和先遣渡江部队担起了殿后护卫之职。
由于艰苦转战，毛泽东自长征以来一直身体不好，加之对红军和革命的忧虑，同“左”倾错误的紧张斗争，消瘦了许多。周恩来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一天，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克农同志为给周恩来补充营养，特意捎来一只红烧蹄膀。周恩来见后，亲自用刀切了一大半让警卫员给毛泽东送去。晚上，毛泽东回来，惊奇地问：“蹄膀是哪里来的？”警卫员如实报告。毛泽东听后对警卫员说：“下次可不能再收了。你看看周副主席行军作战，多么辛苦呀，要注意他的身体！”战友情深、同甘共苦可见一斑。
在确定红军长征路线问题上，周恩来审时度势，排除干扰，积极采纳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并努力使之成为中央集体的决策。按照博古等人的计划，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应该北上湘西，寻找红二、红六军团。在敌人已有防备、重兵围堵的情况下，博古等人仍一意孤行。为此，1934年12月11日中央红军攻占湖南通道县后，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下一步行动。博古、李德坚持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毛泽东认为北上无异于自投罗网，应该丢掉幻想，改向国民党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发。周恩来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会议最后决定西进贵州。
通道会议虽然决定了红军改向贵州西进，但博古、李德仍固执己见，并通知红二、六军团：中央红军“现已西入黔境，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12月17日，周恩来在黎平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是一次讨论红军今后战略方向的会议。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主持会议的周恩来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他后来说：在黎平会议上“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会议依据毛泽东的主张，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周恩来为执行这一决定作出行动部署，由此中央红军摆脱了从长征开始的被动局面，避免了陷入绝境的危险。
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对毛泽东的鼎力支持，源自于日久弥深的认知、认同、认可而作出的理智且无私的抉择，是一种深谋远虑的清醒和立党为公的自觉，是初心的彰显、使命的驱使、责任的担当。在生死攸关的时刻，周恩来把一副挽救红军、挽救中国革命的重担托付给了值得信赖的人，并且一心辅佐，一生追随，无怨无悔，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光辉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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